文化与社会设置

由动物、工具到人（十八）：文化与社会设置

    前文曾说：我国在百家争鸣时期已经产生了各种文化，以及由这些文化能够推出的伦理路数，但最后由成型的政权体系选择了与其契合的文化体系，就是儒法体系。

    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设置在秦朝已基本成型，其社会设置大体来说是以法家的实用逻辑建立的权本设置，秦朝历二世而亡，但是专制的权本设置并没有随之而亡；毋宁说：从战国时期直到汉武帝独尊儒术，是中国由封建诸侯制向专制集权制社会设置的转型期。虽然中央集权制在汉景帝时期完成，即汉景帝用晁错的“削藩策”彻底结束了封建制，但是汉初的文化传统是黄老的道学传统，道学传统中的平等、宽容、无为而治思想创造了“文景之治”的辉煌历史，却与中央集权的等级设置是不相容的，这种文化与社会设置间的冲突，是社会运行中的宏观冲突，是制约专制权本设置发展的，而儒家文化推导出的等级伦理则符合专制集权的需要，所以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新生社会设置的需要。“独尊儒术”之后，中国社会实现了文化与政治系统的契合，完成了由封建制向中央集权制的转型。

    集权专制的社会设置体系，缺乏对权力的有效制衡，社会设置的秩序功能被亲主功能后置，社会运行过程中社会设置的权本异化不可避免，这样就难逃周期性社会崩溃的厄运。当前我国的社会设置也是一种集权的社会设置，且权本异化已经十分严重，各种社会设置的秩序功能基本丧失，工商、卫生、媒体、教育、公安等系统均不同程度的发生了权本异化和资本异化，沦为权力和资本的娼妓，社会运行恶化，暴力事件频发，周期性的社会崩溃已在眼前。

宪政民主成功解决了权本设置中的权力制衡问题，是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必然之选，是人类政治体系设置的巨大进步，也是我国走出权本主义社会，走向新文明的主要的社会设置变革之一。所谓宪政民主的社会设置，可以概述为两句话，就是：军队国家化，国家公民化。让全体公民成为社会的主人和建设者，利用法权制衡体系、媒体监控体系，控制社会设置的权本异化。

    中国由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型发端于戊戌变法，经民国至今尚未成功，包括：社会设置的不成功，文化启蒙的不成功，经济设置的混乱等方面。所谓社会设置的不成功，就是党指挥军队和代议制民主等设置，是对民主设置的反动。所谓文化启蒙的不成功，就是说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并没有找到与宪政民主相契合文化思维体系。正如儒法文化推出的等级伦理与专制契合一样，西方与民主宪政相契合的文化体系是混合了希伯来超越理性和希腊求是理性的文化体系，也就是说宪政民主的伦理基础是由这二者交叉推导出的平等、公正和对个体自我的尊重，应该说五四时期的文化启蒙在这些方面是不彻底的不全面的，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也是不理性的，在积极建设方面乏善可陈。

    中国文化之中也有与宪政民主相契合的文化根脉，就是墨家文化和道家文化。墨子主张："官无常贵，民无终贱"，“人不分长幼贵贱，皆天之臣也”，国君必须选举国中贤者，而百姓理应在公共行政上对国君有所服从。这些思想可以称为东方民主思想的最早表达。《道德经》中：“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等基于超越理性的伦理诉求也是宝贵的民主思想资源。

   大而言之，宪政民主是走出历史周期律的需要，是民族福祉之所在；小而言之，民主自由是普世的原则，是人性的普遍要求，就是人的自我实现的需要。专制社会的等级纲常设计，是一种消灭个体自我的设置，就是把个体的自我淹没在外在的纲常和等级里，在专制核心体系里，个体自我的实现必须服从专制体系的实现，是先有核心实现、党实现、集体实现，然后才有个体的自我实现，这种自我实现严格来说不能称作自我实现，如果说是，也是被专制阉割和强迫下的自我实现，就是一种工具化的自我实现，就是一种以外在的扭曲为自我的自我实现，而非天然的自我实现，这种自我实现只是顺应的实现，而非创新的实现，这就是专制体系下社会发展停滞的微观原因。

    总之欲行宪政民主，必须扬弃传统儒法等级伦理对民众的毒害，高扬平等、公正和尊重个体精神，传承创新墨道文化，融汇基督教的博爱公义精神和希腊文化的求是精神。欲图民族进步，却在弘扬传统文化的等级伦理和遵王化思想，无疑是南辕北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