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与道（三）

律与道（三）

前文说：律所决定的是存在的运动路径，而不是运动的方向，系统的秩序状态，是上升还是下降，取决于系统外的秩序状况，或者说是系统与系统外的秩序互动决定着存在的运动方向，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可知：一个没有外在系统的独立系统，其秩序状态只会下降，直到有意志作用参与。可以说被造之物，有一个根本的性质，可以叫做秩序惰性，即万物自身不可能秩序上升。

哲学的目的在于建造美善的秩序，老子的无为、佛家的戒定慧、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程朱理学、阳明心学等等，都在寻找秩序原理。老子、程朱理学的秩序建基于循律无为，但是人类的律究竟是什么，没有清晰的答案。儒学、阳明心学的秩序建基于内在的仁（或者说良知），但是人类的秩序惰性作用远远大于良知的作用，也就难以建立美善的秩序。美善的秩序出于美善的意志，个体的美善秩序是由所在系统的美善秩序孕育的，鸡蛋若不是有母鸡的孵化——外在的美善秩序——就不可能孵出小鸡，鸡蛋是孵出小鸡，还是自动腐败，这是两个方向，但是向着美善秩序的方向运动，则必须有合乎内在秩序发展的外在秩序。也就是说，律所确定的路径有两个方向：秩序或堕落；若没有美善意志的作用，则只有一个方向——堕落。

古往今来许多哲人，都震撼于两个事实：宇宙的秩序和人类的内在良知。老子认为：世界的秩序，来自道的运动，就是道里所含的物、象、精、信的自然衍生。很显然老子注意到了宇宙的秩序性，但是没有想到万物的自在本性是反秩序的。当人们注意宇宙世界的秩序性的时候，很容易产生选择性忽略，其实在宇宙世界里秩序现象和反秩序现象并存的，但是当长期看到万物的周期变化，秩序运行的时候，就以为在道的自然运行中，世界的秩序就是最优良的。所以老子哲学所教导的无为，就是叫人不要以个人意志，干扰道的运行，小心察验道对于人的秩序性要求，也就是所谓“孔德之行，惟道是从”。“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其实是老子哲学的另一种表达，朱熹所勾画的“理世界”，是由律致秩序的另一个版本。只不过，老子所提的伦理秩序是：容（宽容）、公（公正、公平）、全（完全）、吝（爱惜）等，朱熹的天理则沿用了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这两种“由律致秩序”的路径，理论上尽管是美善的，但是实践上遇到”实用、功利”立刻溃败，人的反秩序本性立刻会给你创造出“天理”之下的潜天理来，即现在所谓的潜规则便是。

王阳明的心学，与上述思想不同，老子和程朱理学的路数来自天地人一体同理，阳明心学则是从良知发力，即“由良知致秩序”，同样道理，当系统的秩序状态低的时候，让系统中的组元通过良知致秩序，是不可能。换言之，这种对于个体而言的道德，更是系统的不道德，并不能提升系统的秩序，只是因这个别的善，更显明了系统的恶。这不是说良知不能致善，而是说对于人来说，良知是人的律的一个方向，这就是良知的本质；另一个方向就是堕落，良知和堕落是律的两端，良知只是善的方向，即良知只是指示善并不能致善，在善的外在作用下，人就循着律的善端，表现出善，相反则表现为恶。

《圣经.罗马书7章》对于良知、人的律有很深刻的讨论，保罗说：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著我里面的意思（注：原文作“人”），我是喜欢　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附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这里保罗说出了人类的共同困境——就是按着本我的意愿，是愿意为善的，但是有另一个方向的大引力“把我掳去，叫我附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保罗这里说是两个律的交战，其实并非是两个律，而是律的两端，良知是一端，罪性（存在的反秩序本性）是另一端，用“属肉体”来形容也很贴切。保罗很清楚地说明：人自身没有能力致善，尽管良知是存在的，但是当我愿意为善的时候，就被肉体中的罪掳去。换言之：人与万物一样，仅靠良知的方向指引和自己的意志，无法战胜本体中的反秩序本性，行出善来、成为善的。